顺应民心开创伟业（上）——中国为何能铸造辉煌

  2016年7月1日，伟大的中国迎来了95岁的生日。在9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顺应民心的丰功伟业。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就没有新中国；唯有中国，才能带领我们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回望党的95载光辉岁月，更加牢记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顺应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稳步前进，在不忘初心中开创未来，我们定能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自身使命的崭新答卷。

  1921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诞生了。中国产生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1840年中英战争以后，帝国主义靠坚船利炮打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为了救亡图存，完成这两项历史任务，英勇的中华儿女从未放弃过斗争与探索。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这使得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深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20世纪初期，世界潮流和中国的国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让中国的进步人士意识到，要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找寻新的出路。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纷纷向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学习，但是却屡屡碰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7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获得了成功，让中国先进分子意识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创立的。1919年5月4日，北京发生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广大市民、工商界人士等中下阶层，特别是工人群众共同参与，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1921年7月30日晚，一大会议因遭法租界巡捕的搜查而中断。代表们分散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结束了最后一次会议。图为该游船的复制品。

  五四运动的爆发，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中，他起着最大的作用。湖南青年领袖在比较各种新思想的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世界观的基础。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一批先进青年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些有不一样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他们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工人阶级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在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历史回望这样一个时间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且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成立的时机已成熟，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中华民族将迎来黎明的曙光。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学习探索乃至参与工人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中国先进分子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陈独秀在发动和组织工人，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并积极发现和培养建党骨干。

  1920年夏到1921年上半年，各地小组的建立，为中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做好了准备。1921年6月，奉共产国际之命，荷兰人马林抵达上海。那时在上海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马林和李达、李汉俊商谈以后，认为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很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的成立。马林等和陈独秀、李大钊商讨以后，由李达、李汉俊发函给各地的小组，请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3人，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这13人代表着全国50多名小组成员。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个纲领》（简称《纲领》），《纲领》明确宣布：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奋斗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最终实现。从此，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为最终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1922年7月中下旬，中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制定了第一部《中国章程》，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明白准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但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如此，二大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

  中国通过一大、二大就明确地把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当做自己的革命纲领和奋斗目标，这充分说明了党是顺应历史和人民的需要而诞生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途。“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迄今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光辉岁月，立党之初确立的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纲领，历经时间沉淀，已证明经得起历史检验，并取得了看得见的光辉成就。这也正是我们不忘初心的重要力量源泉。

  在二大后，就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中，工人运动的实践让党认识到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反革命力量异常强大，必须联合其他革命力量共同合作，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于是，中央相继派李大钊、陈独秀同孙中山等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而此时孙中山领导的也面临着转型和改造，也有与合作的意愿。在共产国际、苏联的帮助之下，这种合作很快就实现了。1923年6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实现国共合作。1924年1月下旬，一大在广州召开，由孙中山主持，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宣言和政纲，对作出顺应时代潮流新解释。孙中山特别强调：“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会后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一大的政治纲领同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的若干根本原则是一致的，由此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由此正式形成。这时的也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逐渐汇集起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就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党员加入后，在全国各地积极创立和发展的基层组织。周恩来说：“当时，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它的，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积极领导工农运动。各地工人运动逐渐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兴起，“五卅”运动震惊中外，掀起了反帝怒潮和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党领导的农动也日益发展起来，各县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1924年7月，在彭湃的建议下，决定组织农动讲习所，彭湃成为第一届主任，把海陆丰农动的经验传播给学员，极大地促进了广东农动的开展。

  在工农运动蒸蒸日上的有利条件下，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等一系列战斗，逐步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这就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真正开始，革命军队势如破竹，到1926年底，已经先后歼灭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南方数省。冯玉祥部也控制了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北洋军阀统治的最终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北伐战争之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国共两党共同合作的结果，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革命阵营里并不太平，不断实施行动，而此时的中央的领导只重视发展群众运动，忽视了对军队的领导。这就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也背叛了革命。他们举起屠刀，大肆屠杀员和革命群众，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身担重任的中国人并没有屈服，他们牢记立党初心和历史使命，从失败中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为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革命推向新阶段准备了条件。

  80年前，中国领导红军将士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开辟了中国革命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重要基础。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人民军队的光荣，是中华民族的自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反动派运用一切手段残酷地革命活动，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员2.6万多人。但真正的人从不会屈服。正如所说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927年8月1日，中国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在党和革命事业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这次会议具备极其重大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思想，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八七会议结束后，来到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1927年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在领导下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但这一时期的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中国革命往何处去？以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人选择了由城市转入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而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经过艰苦的探索，中国人开始懂得，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围剿”的重点是、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朱德等指挥下，先后粉碎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在各根据地持续不断的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重点是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找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4年的统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地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各根据地中。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给红军和根据地导致非常严重损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左”倾错误领导对红军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影响愈趋严重。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这时，临时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采取不切实际的军事方针，导致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发不利。

  “左”倾错误逐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4月中旬，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18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紧急关头，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这时，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遣将，等候红军到来。在这紧急关头，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934年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为中央，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等的指挥下，根据真实的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9月17日，陕甘支队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等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9月27日，中央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历经艰险，在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红军长征过程是异常艰辛的，加上“左”倾领导人的错误领导和指挥，更导致红军处于极为危险困难的境地。在长征途中，党领导红军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了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等错误，纵横十余省，最远的行程二万五千里，胜利前进到陕甘宁地区，实现了红军主力的大会师。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罕见的。红军主力长征期间，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西北地区的红军、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以及在下开展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为红军长征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长征的胜利同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红军将士的英勇奋战是分不开的。在红军长征途中，我们党经过艰苦努力和严肃斗争，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红军的空前团结，密切了党和人民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没有这种革命大团结，红军长征胜利是不可能的。团结是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强大力量，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党和红军走群众路线，与人民心连心，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如在北上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地通过了这个地区。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英勇的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浴血奋战，之所以能够战胜人世间很难来想象的千难万险，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忘初心，有着为人民解放和民族自由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崇高理想，坚定信念，是凝聚人心、催人奋进的伟大旗帜，是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在红军长征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中，我们党坚持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以长征的胜利推动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重大转折，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迎来了新的曙光，开辟了光明前景。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因而顺利通过了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图为朱德发布的关于民族政策的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它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伟大的红军长征，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长征途中，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适合国情的革命道路，实行符合中国实际的战略策略，这一我们党在血的教训和生死存亡考验中认识并确立起来的思想路线及其取得的重大思想成果，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伟大的红军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红军长征胜利，使党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于西北，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为党和红军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红军长征实现了我们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鼓舞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红军长征胜利，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伟大的红军长征，培育了中国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不忘初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伟大的红军长征，具有更深远意义的是，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红军长征从被动到主动，踏上胜利道路，转折点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存下来，为我们党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这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集体逐步形成，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胜利和失败的长期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惨烈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维持的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战过程中，中国自始至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从始至终坚持持久的全面的抗战路线，科学地阐明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推动着中国抗战的进程。可以说，中国是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起着中流砥柱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日本帝国主义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侵略，先是于1931年9月18日夜，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以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和赵一曼等为代表的一批员，由关内到达东北，或直接创建反日游击队，开辟东北敌后战场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或直接参加义勇军的工作，有200余名员、团员参加的东北义勇军一度发展到100余个县、30余万人。中国号召、组织和影响下的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高潮，打响了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中国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约3万人，成为坚持东北和中国局部抗战的中坚力量，迟滞了数十万关东军全面侵华的步伐，在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并从始至终坚持抗战14年，直到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

  1935年，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国的组织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遭到军警。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斗争。上海和另外的地方的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快速地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高潮。

  1936年1月，中国组建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打出了抗日旗号。1936年2月18日，签发东征的作战命令，指出：“在党中央及军委会抗日讨卖国贼，向山西消灭阎锡山部队，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号召全国抗日讨卖国贼运动。”东征山西，显示了中国和红军的抗日决心，推动了山西和华北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后来的全面抗战做了战略上和现实上的准备。这一些状况表明，中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高举抗日大旗，奔赴唤醒中华儿女共同抗战的第一线。

  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神圣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身上。

  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的名义，发表了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华北事变后，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但是，蒋介石仍坚持“围剿”红军，并亲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杨扣押了蒋介石，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在事实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历史的潮流正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8月25日，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全军共4.6万多人。接着，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全军共1万多人。红军改编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推动了全国抗战和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国的多次催促下，中央通讯社9月22日发表《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抗日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热烈欢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重大意义。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实行消极抗战和积极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着重讨论了对付的问题，正式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从此，蒋介石在消极抗日、积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及其军队，不断制造摩擦，连续发动以晋西事变和皖南事变为重点的三次高潮，制造了平江、竹沟等数不清的惨案，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员、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战员、抗日志士。但中国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仅有效地打退了发动的三次高潮，而且继续保持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中国的抗日战争怎么样才可以走向胜利?中国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认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而政府则是主张单纯依靠政府、军队和依赖外援的片面抗战路线月下旬，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废除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财政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纲领所阐明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不愿放弃，害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拒绝实行的全面抗战路线，而采取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甚至企图通过对日作战削弱以至消灭领导的人民力量。尽管如此，中国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仍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以更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因而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

  中央于1937年8月25日作出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中提出以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的演讲中对此作了系统的阐述。实行持久战，是中国人民进行全国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总方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都主张和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但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蒋介石只看到长期性，没有提出解决的途径和办法。的《论持久战》提出全国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关于战略相持阶段的论述，恰是最精彩的地方。其实质在于通过相当长的战略相持阶段，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它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更系统化和理论化了，从而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前途，成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指南。

  在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抗战是比较积极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失守，华北门户洞开，军先后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和武汉会战等。八路军首取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线个师的主力参加太原会战，先后取得了雁门关和阳明堡等战役战斗的胜利。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相继进行了蒋家河口和韦岗等战役战斗。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精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全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消极抗日，积极。先后制造了多次摩擦，遭到了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反对和批评。在战略相持阶段，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坚决执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战略方针、任务，抗击了58%至75%的日军和90%至100%的伪军，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先后取得了百团大战等重大胜利。

  在进入局部反攻阶段，军除进行了豫西、鄂北、湘西作战，收复广西桂柳和以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外，基本上没有大的作为，尤其是豫湘桂战役的大溃退，军损失近60万人，丢失大小城市146座、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令人遗憾而又痛心的一页。究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当局长期以来实行军事消极防御方针及其政治腐败的结果。局部反攻主要是敌后军民的反攻。1943年下半年，敌后战场发动的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开始了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向战略反攻的过渡，从而为中国抗日战争由局部反攻向全面反攻过渡创造了条件。1944年至1945年夏，八路军和新四军持续发动了强劲的攻势作战。1945年8月9日，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后，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由局部反攻转入全面反攻，一直持续到日本帝国主义于9月2日正式签字投降。

  为了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洛川会议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会议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任务是，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既服从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总体战略，又充分的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也在政治上保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而是人民军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

  在敌后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党领导人民军队同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最初依托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牵制、打击日军，取得巨大成绩。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先后创建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战斗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十分活跃，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打击敌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大批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涌向延安，经过培养训练后，又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在日军疯狂而频繁的进攻下，敌后军民伤亡很大，根据地的可耕土地被大量毁坏，大批粮食和牲畜被抢走，加之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和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锐减到5000万以下，人民军队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

  中国和抗日军民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党领导敌后军民充分的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创造和运用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以及派遣武工队等多种有效的歼敌方法，开展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给日、伪军以有力的打击。1941年至1942年间，人民军队共作战4.2万次，毙伤俘敌军33万余人。敌后抗战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支持。

  为克服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党采取多种有力的政策措施，逐步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减政；为客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在政府工作人员分配上，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根据地还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发展先进文化事业，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培养大批骨干力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

  党在根据地内实行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使各项建设事业得到发展，奠定了坚持长期抗战、克服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

  这一时期在全党范围开展的整风运动，对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义。1941年5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全党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它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造，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一次成功实践。它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为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从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关键的战略相持阶段起，敌后游击战争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作战形式，敌后战场慢慢地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

  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了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此消彼长，蒋介石集团逐渐失去民心，其执政地位开始动摇；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其影响从解放区逐步扩大到统治区，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为全国人民所拥护，这充分说明了人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和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正是党不忘初心的体现。中国自身力量快速地发展壮大，尤其是党的七大正式建立了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集体，确立了思想的指导地位。全国抗战期间，在19个省、区建立了解放区，人口近1亿，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充分的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切，为进一步解决是建立旧中国还是新中国即人民彻底解放的问题，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未完待续）